我出生在北京，幼儿园还没有毕业，就被送到了农村。上小学的第一天，同学们课间把我叫到了操场，我傻呵呵的刚过去，还没站稳呢，有一个同学悄悄地跑到我的身后，把我的裤子一拉，扒下来了。奇耻大辱！怎么办？找班主任。
我跟班主任告状，班主任讲的是方言我没听太懂，大概的意思是说——你小子真笨，连自个的裤子都保不住。
然后我就回家了，我心里非常明白，假如我告诉父母的话，我父母一点儿不同情我，一定会教育我说一定是你犯错误了，农民的孩子都很纯朴的，怎么会打你呢？
第一件事，我找到我妈妈，你必须给我一个绳子，把我的裤子扎起来。
第二件事，我要跑，我打不赢，我要先能学会跑。
第三件事，我得观察孩子们怎么打架的。
最后，机会来了，一个月以后，我的班主任要我做值日。这时候这四五个人要打我，我先跟他们转悠，逮着一个机会，朝一个同学撞过去了。他没防备，头撞到了课桌上。
第二天，我的妈妈买了饼干，带着我到这位同学家去赔礼道歉。那是在一头牛的边上，那个味道一辈子我都没忘记！那是香味，我第一次尝到了胜利的甜头，从此以后，没有人敢随便欺负我了。
这件事情告诉我什么呢？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人才能够被激发出来。
看我们年轻人，今天你们的问题，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了。我的很多学生，经常来问我，以后做什么，尤其是博士生。我说你读了博士都还没想清楚未来干什么这个有问题。
假如马云，考试成绩好一点，能考上一个很好的学校，读了金融，恐怕今天不见得要创业了吧？假如马云长得，像撒贝宁一半那么帅，有可能到个电视台当个主持了，就不创业了？所以我们的马云也好，刘强东也好，他们往往是被动地，消灭很多选择，背水一战。
1992年，我博士毕业了，在找工作。第一个去面试纽约大学，系主任当时决定要给我工作。一星期以后，密歇根大学经济系也给我打电话，说要请我去经济系工作。
于是我就碰到了一个选择的问题，纽约大学金融系，金融研究水平非常高，工资整整是密歇根大学的两倍，怎么办？其中纽约大学的系主任，碰巧是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所以跟我讲话很直。我给你付的工资是别人经济系的两倍，你来我这，你专门给我研究金融问题。甭搞你的中国经济研究！”
这句话在我脑子里反复回响，我当年选了经济学，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如果我去了纽约大学，只让我研究金融的问题，跟中国不直接搭界，我的未来会是怎么样呢？我会高兴吗？想到这儿，义无反顾去经济系。
为什么？用经济学的道理来讲，我想的是未来，是人力资本。什么叫人力资本？就是你未来的，获得幸福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位同学，你们不用买股票，你们已经有了一个大股票，就是你自己呀！你是你这只股票的CEO、董事长，你的导师、你的老师、你的父母、你的同学、都是你的持股者。所以你的主要的任务，今天应该是如何做好你的主营业务，如何让你未来更加快乐。
关于是否要逃离北京，今天我可能忍受，大城市的痛苦，但是未来我会更幸福。因为我在大城市，我获得了工作的机会、锻炼的机会。我认识了很多，跟我想法相像的年轻人，有很多导师来指导我。
这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故事。这位同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在波士顿上大学。他一早就想清楚了要搞金融，怎么能够进入金融这个圈子呢？每一个周末，他坐着公共汽车去波士顿。
美国的公共汽车，可不是北京上海的五分钟一班呐，一小时一班呐！他需要背着干粮，带着牛奶，一走走一天。去波士顿的金融街，看大厅里看着那个门板，记下来这些公司的负责人，名字、部门是什么。之后找到公司的总部的这些总机，打电话过去，我要跟史密斯先生谈一谈，他是哪个部门的。总机的接线员一听，这小伙子还挺靠谱，放进去吧。于是他通过这种方式，跟华尔街在波士顿的分公司就接上头了。
很快就去这家公司做实习生了，再过五六年，他成了一个全球三大之一的投资银行的亚太部的总管，现在已经下海自己创业了。
那么这个故事在经济学是什么道理呢？经济学我们就叫它外部性、外溢性。
往往我们年轻人会有一种情结，经过我的奋斗，成功了，为什么这个圈子还有其他的人，这样跟我竞争啊？瑜亮情结”，既生瑜何生亮。
这个道理经济学也告诉我们，不应该这么想，因为人才的成长都是集团性的。
所以最后我想总结告诉大家，不要犹豫，尽早认准大方向。消灭选择，义无反顾，认准长远，认定自己，然后想方设法找到你要奋斗的那个圈子，你会跟着这个圈子不断地往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