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究竟是不是1977年冬季高考宁夏考生中作文最高分的获得者？40年来，这个传言一直存在，但无法证实。疑虑始终笼罩在我心中，迷雾重重。

但我能確定的是：1977年10月21日下午6点30分，我正坐在北京开往银川的169次列车上，广播中的头条新闻是关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通知”。

那一刻，列车正盘旋在军都山连绵的群山中。

那年，我20岁，在宁夏贺兰山下大武口的工厂里当电工。

在接下来不到50天的时间里，我身处人生中最昏天黑地的日子——白天去工厂上班，夜里挑灯复习。直到1977年12月10日早晨，走进决定命运的考场。

那年高考一共考4门，政治、语文、数学、史地。

我没上过高中，而且数学本来就很差，所以我把赌注全压在了语文和史地上。

这是有原因的。

就在4年前，我毫无准备地下乡了。

当时，我觉得我要做一个人生的决定：未来干什么？

在星空下思考了半天，我坚定地认为，未来我要当作家，或者记者。

之所以这样决绝，是因为我从小喜欢看书，刚上小学就能饶有兴致地阅读《参考消息》。

在我身处的那个贫寒荒芜的少年时代，凡能找到的书我统统读过，甚至连《赤脚医生手册》也读得津津有味。当许多同学视作文为畏途时，我早就轻松越过。上初中时，我甚至不打草稿地用整整一个作文本写了平生第一篇小说《炉热心红》。

下乡的我因为确立了宏大目标，自然迸发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干劲，玩命读书并假装玩命思考。我甚至一字不漏地抄录过吉林大学出版的《文艺学概论》。

我开始认真写起了小说，而且一口气就写了两万多字，起名麦场风波”。

多年以后，每当回想起那篇胡编乱造的东西我还会脸红。

但是，当时的我却有勇气把它寄给《宁夏文艺》。

几个月后，《宁夏文艺》编辑部居然给我寄来信函，邀请我参加宁夏工农兵短篇小说作者学习班”。

尽管那篇小说越改越糟糕，但从知青岁月开始的写作训练却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

高考前，我们也热衷于猜题，比如，语文试卷中占分最多的作文会出啥题目？

我不大擅长写议论文，于是我就备战记叙文。

而难忘的”一定是一个重点题型。

高考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语文。

那年西北的冬天特别干燥寒冷。

午后，当我走进考场时，对语文抱着必胜的信念。

卷子发下来了，果然是记叙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

我早已胸有成竹，选择了那个极其独特的历史时刻：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那天。

因为当时我刚好在天津，亲眼见证了人们在海河两岸敲锣打鼓上街欢庆的情景。

我疯狂地写，脸上全是汗，写着写着把棉袄脱了。我一直写，一直写，写得握笔的手都僵了，写到最后我哭了。

我只觉得教室里的光线逐渐暗淡，周围寂静无声。

等到我写完，抬起头来，发现教室里只剩下我和监考的两个老师。

我没有检查，就直接交卷了。

1978年早春二月，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于是，漫卷诗书，一路东行，回到我出生的城市天津，成为南开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