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苏轼、史铁生乃至其他许许多多作家而言，正是所经受过的灾难，锻造出了他们超然世间的精神。也正是在这种精神哲学的指引下，他们的文章能够褪去浮华，震撼读者心灵，正如史铁生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时，授奖词所说：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的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的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的唤起了我们对自身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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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是在21岁时双腿瘫痪的。就像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他那时心情无比地糟糕和绝望。
比起邰丽华、姜馨田来，史铁生得以多享用了20年健全的生命，这是一件幸事。但同时，残疾对史铁生的打击又是那么突如其来，不像邰丽华她们，在不谙世事时就成为了残疾人，有一个慢慢接受的时间。在一个年少轻狂、风华正茂的年龄，陡然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打击，无异从天堂坠入地狱，无数梦想、无穷的雄心壮志，都化为泡影，那种痛苦绝望可想而知。
在史铁生双腿瘫痪之初，总有人劝他要乐观些，你看生活多么美好呀”诸如此类的话语。可是这种话对史铁生几乎起不到任何激励的作用。史铁生心里说：开玩笑，你们说的轻松，病又没得在你们身上。”尤其是在双腿刚刚瘫痪的时候，生命对于史铁生几乎已经失去了任何吸引力。他想：要是不能再站起来跑，就算是能磨磨蹭蹭地走，我也不想再活了。”
当时，大夫告诉史铁生，他的病如果是肿瘤，可能还有的救，否则，这辈子就得准备在轮椅上过了。于是，史铁生整天用目光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写两个字，一个是肿瘤的瘤”，另一个字就是死”。史铁生用这种方式祈祷，希望把这两个字写到千遍万遍，或许就能成真，不管是肿瘤还是死，都好。到后来，证实了他的病并非肿瘤之后，他就只写一个字了：死”。
史铁生的病根是在18岁时落下的。那时他到陕西延川县插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21岁时，史铁生因为腿疾而住进了医院，那一天是他的生日，从此，他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件事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生命的脆弱。只是一次淋雨，就无端瘫痪了双腿，让一个本来鲜活年轻的生命，无比地接近枯萎死亡。
但是，生命却又总是在脆弱的同时展现出它的韧性。就如同在地球上的高纬度地区生长着的地衣，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依然能够存活。尽管它的生长速度慢得惊人，几百年也长不到一个平方厘米，但它却实实在在地生存着，它生存的目的就是不要死去，这是最基本的生命特质。
人的生命同样如此。余华写过两部著名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在《许三观卖血记》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许三观，从年轻到苍老历尽艰辛；每逢家庭变故，他就以卖血来挽救危机，甚至差点为此送命。一次次卖血后，唯一的补偿就是到饭馆里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在《活着》里，地主少爷福贵的一生中，败家，中年丧母、丧儿、丧妻，丧女婿，到最后，连唯一的孙子也死了，只剩下老了的富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无论是许三观还是富贵，他们都没有明确的生存目标，只因为生命的惯性才活着。不管是屈辱还是风光，不管是甜蜜还是酸楚，生命都在静静地活着。生命不是必须承受苦难，但生命确实有足够的韧性承受苦难，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只要不死，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
对于史铁生而言，虽然在瘫痪之初，死亡对于他那么具有诱惑，甚至于他每天早晨醒来，都因为自己依然活着而沮丧；但是，他依然活着。瘫痪后的最初几年，史铁生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就像他文章里写的那样，暴躁易怒。为了逃避现实的世界，在正常人上班之时，他总是摇着轮椅，到那时还人烟稀少的地坛公园里去。自旦至暮，春秋往复，耗在这园子里。他去过了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他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
我们可以想见史铁生那时的孤独苦闷，但是，不管活得多么艰难，多么痛苦，生命却始终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死亡依然被一再耽搁。
所幸的是，在痛苦当中，还有亲友的爱在支撑他。母亲要他好好儿活”的临终嘱托，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史铁生母亲的生命，因为儿子的残疾，也承受了无数折磨。史铁生瘫痪时，母亲已不年轻，为了史铁生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他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他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
每一回她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最终，却总是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
最后母亲终于也绝望了。于是，每次史铁生要动身出门，母亲便无言地帮他上轮椅，看着他摇车拐出小路。每一次她都是伫立在门前默然无语地看着儿子走远。有一次，他想起一件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在看儿子的轮椅摇到哪里了，对儿子的回来竟然一时没有反应。她一天又一天送儿子摇着轮椅出门去，站在阳光下，站在冷风里。后来，她猝然去世了，因为儿子的痛苦，她活不下去了。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希望儿子能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她没有能够帮助儿子走向这条路。她心疼得终于熬不住了，她匆匆离开儿子时只有49岁。
史铁生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史铁生说，正是这样的爱，耽搁了他的死亡。
无论如何，既然活着，就不免就进入了另一些事情。就像小河里的水慢慢丰盈了，你难免就顺水漂流，漂进大河里去了，四周的风景豁然开朗，心情不由得也就变了。终于有一天，当史铁生又想到死的时候，心里说：算了吧，再试试，何苦前功尽弃呢?凭什么我非得输给你不可呢?”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对死亡有一种幽默的态度了。
启发史铁生的，是卓别林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城市之光》。片中女主人公要自杀，却被卓别林救了。这女的说，你为什么救我?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死?”而卓别林的回答令史铁生终生难忘。他说，急什么?咱们早晚不都得死?”这句话让史铁生心中怦然一动：是啊，咱们早晚不都得死? 死是一件无需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既然如此，何不先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于是，左右苍茫、四顾无路之际，史铁生想到了写作，想到用笔杆代替自己的双腿，来继续人生之路：写作，在我的希望中只是怀疑者的怀疑，寻觅者的寻觅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
当时友谊医院有位老大夫对他说：你一生都未必能有这样闲在的时候，你何不用这样的时间来读点书，整理整理自己的思绪？”史铁生说，这话对他来说终生受益。他初中二年级时赶上文革”，没有好好读过什么书，很多世界名著等等都是在双腿残疾之后读的。他每天摇着轮椅去地坛，不是读书，就是思考。作家邵燕华在读史铁生的作品时曾不由感慨：史铁生的随笔也让我拷问起自己的阅读。说来惭愧，他书中提到的诸多国外的思想家、作家有不少是我不知道的。”
1974年，史铁生为了生计，在北新桥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在这里上班既没有公费医疗，也没有任何劳保，所干的活儿是在仿古家具上画山水和花鸟，有时还画彩蛋，如出满勤每月30元工钱，但他为了看书和尝试写作，每天只干半天，一月下来只能领到15元，这活儿他一干就是7年。可是第二年史铁生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这次医生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受损的左肾。由于体力的原因，他不得不辞去了街道工厂的临时工作，呆在家中一门心思地写作。
1979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1986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1980年，他创作出的小说《我们的角落》被田壮壮改编成了电视剧，在当时的影视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83年，他创作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本年度青年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他的作品《奶奶的星星》又获该年度作家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小说《命若琴弦》还被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经过陈凯歌的精心导演，引起了强烈反响。
苦难似乎还在继续试探史铁生生命的韧度。1998年，下肢瘫痪的史铁生，由慢性肾损伤演变为尿毒症。从那时起，史铁生就只能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术，把肾部的动脉和静脉引到表层。透析时需要在三个点轮流针刺。长达9年，1000多次的针刺，使得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出来，经过透析器过滤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一个星期3次，在每次4个半小时的透析过程中，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这就是史铁生日常的生活。
要是两条腿(起落架)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机长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汨汨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
（文：李海涛 赵经平）